“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将被赋予更高优先级

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从需求侧的角度出发分解的三大需求。与需求侧对应的供给侧，则是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进入高速到中速的深度动能转换期，面临需求不振、预期不稳的问题，重要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减速期。

近年来提振消费政策频出。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2025年的首要任务。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提振消费”置于投资之前，标志着需求侧改革从“投资驱动”向“消费引领”的转型。2025年3月，中办和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通过七大行动（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消费品质提升行动、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限制措施清理优化行动）构建了全方位促消费政策框架。

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与需求侧改革将被赋予更高优先级。我国构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在于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同时保持对外开放的活力。在此框架中，提振消费不仅是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更是打通双循环堵点的关键。在“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将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需要依托需求侧改革，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强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消费供给创新，消除“敢消费”的障碍，破解“能消费”的瓶颈，激发“愿消费”的动力，实现“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良性循环，将提振消费从短期刺激升级为长期增长机制。

提高服务消费与扩大内需、拉动就业可以实现有机统一

提高服务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现代化的推进往往伴随着制造业占比降低而服务业占比提升。一般来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结构按照“非耐用品-耐用品-服务消费”的规律升级。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服务性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服务性消费成为主导消费。以美国为例，消费约占GDP的70%，其中服务消费又占消费支出的2/3左右，构成美国消费的基本盘。

服务消费已成为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我国情况来看，人均GDP于2019年迈入1万美元门槛，消费整体支出结构已经与发达国家出现趋同的态势，即以吃穿及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占支出的比重下降（如恩格尔系数下降），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重持续上升，消费增长更多由文化体育娱乐、旅游、健康养老、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服务消费来拉动。2023年，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45.2%，同比增长14.4%，远超商品消费增速；2024年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6.1%，增加0.9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

发展服务业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拉动就业可以实现有机统一。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提高服务消费需求，促进服务业发展，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抓手。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大概超过80%，而我国占比不到50%，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就业能力还有很大的空间。

服务业发展需要都市圈战略支撑。大城市的市场规模大、‌人口密度高，‌能够更高效地降低服务消费的成本，‌使得就业和消费场景大量地集中在中心城区。因此，发展服务业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拉动就业可以实现有机统一，也与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等战略相关，核心是破除制约人口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按照经济发展和要素流动的规律，提升中心城市、中心城区的集聚水平，壮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提高服务消费需要政府公共服务发力，推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服务消费增长更多地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居民个体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相关，医疗、教育等发展型消费则是政府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服务）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结合。消费需求需要由购买力来支撑，提高内需首先是保障就业，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总体来说制约因素较多。激发有效需求还需要政府消费支出或者政府公共服务发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按照刘世锦等经济学家的看法，影响内需的堵点和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所以要提高政府支出在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比重；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重点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现代化保障体系，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

县域提振消费的问题与对策

县域经济在扩大内需、激发本地消费活力方面普遍存在以下结构性矛盾：

一是消费资源虹吸效应显著。优质商品与服务供给不足导致消费能力外溢，县域居民为获取品牌消费、体验式消费等中高端服务，普遍向区域中心城市迁移消费。基础设施滞后、流通体系梗阻加剧消费外流，比如，县域市场山寨品牌占比较高，中小商超多依赖传统夫妻店模式，商品流通成本较城市高出30%-50%；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仓储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生鲜电商等新业态渗透困难。

二是消费升级存在断层。县域服务消费呈现“哑铃型”结构：基础生活服务供给过剩，而教育培训、健康管理、文化娱乐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存在品质洼地。一些调研显示县域影院单银幕产出仅为城市的23%，健身场馆人均保有量仅为城市1/5。

三是人口结构与消费支撑力错位。青壮年流失导致消费主体空心化，留守老人、儿童占比高，导致文体娱乐、智能设备等消费需求萎缩。比如，县域影院非节假日上座率不足15%，显著依赖春节返乡潮拉动。同时，县域年轻群体与中老年群体的消费观念割裂，中老年群体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形成“流量型消费泡沫”。

四是转型需求响应滞后。面对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等趋势，银发经济、社区服务等新兴消费领域存在系统性供给缺口。县域适老化商品种类远低于城市，智慧康养服务渗透率低，难以满足民生转型需求。

在提振消费工作方面，“十五五”期间，县域需立足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导向，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夯实消费能力基础；在消费供给方面，应结合政策导向、地方实践基础及资源禀赋，重点构建“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城乡消费均衡”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一是要优化消费设施环境，留住本地消费。推动中心城镇商圈的智慧化改造，打造具有地标意义的商圈和适合青年群体的消费空间，通过核心商圈带动消费业态的融合创新，吸引首店经济的落地。完善便民消费服务网络，统筹乡镇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整合生鲜超市、社区食堂、养老驿站等功能，构建城区社区电商即时配送服务体系。完善城乡消费设施和物流体系，加强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村终端物流配送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商业体系、传统夫妻店的数字化转型。完善县域信用监管体系，鼓励重点服务消费领域完善消费者评价机制。创新消费政策工具，试点发放文旅消费券和绿色智能产品补贴，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消费金融产品支持，激发县域市场内生动力。

二是拓展城乡消费，深化城乡融合发展。落实农村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完善“县级分拣中心+乡镇回收站+村级代收点”三级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推动网点覆盖乡镇和主要行政村。深化“快递进村”工程，推进供销、邮政、电商物流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推动农产品深加工与文旅融合，发展地标农产品深加工，形成“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文旅客入县”的城乡消费双循环格局。

三是培育新兴消费，抢占消费新赛道。加速数字消费渗透，深化线上线下、商旅文体健多业态消费融合，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发展银发经济和健康消费，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探索“助餐+医疗+文娱”一体化服务，推动互联网+养老服务下沉。推动康养文旅融合，依托县域生态资源开发“候鸟式旅居”“森林疗愈”等银发主题线路，吸引城市老年客群反向流动，打造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康养等银发旅居产品及基地。拓展文旅消费边界，‌发展沉浸式体验经济，挖掘非遗、古村落资源，开发非遗工坊沉浸式体验、乡村研学旅行、生态康养民宿集群等新业态，打造“农业+康养”“农业+文创”融合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