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不但影响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还由于人口发展的巨大惯性,影响持续数代人。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我国当前人口领域面临的两个紧迫挑战,也是“十五五”期间县域城市发展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
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劳动人口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变量。从生产函数出发,无论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还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公式,经济增长的直接变量包括劳动投入(人口、劳动人口)、资本(资本份额及增长率)、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市场规模、制度变迁、资源环境约束、国际环境等。长期来看,人口、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因素。 人口问题是日本进入“失去的三十年”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出发,以日本为鉴,尽管数十年来日本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但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导致实际GDP长期零增长、名义GDP负增长,从而经历所谓“失去的三十年”。2023年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指出,“从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GDP来看,日本的增长程度高于其他所有G7国家,然而从GDP总量来看日本落后于其他所有G7国家。”
图1 日本劳均GDP增速在1990年之后并不低于美国
资料来源:Haver、中金公司。
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与人口红利释放同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参与全球化进程,庞大的劳动人口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速,产业呈现库兹涅茨式的演进,同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从总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改善人力资本的存量,加上规模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干中学、创新外溢等作用,资本积累加速与技术进步同时发生(蔡昉,2015)。 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经济活动人口下降,基于劳动力总量的人口红利、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减缓,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中,资本回报率也会下降。从根本上说,劳动人口的减少冲击供给侧,人口总量减少则直接影响总需求,人口因素驱动的供给、需求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率减速换挡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十五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根据“泽平宏观”《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4》,2021年中国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202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升至15.4%,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图2 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老龄化少子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老龄化少子化将带来一系列长远的消极经济社会后果。一是导致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人口负担不断加重。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在2036年超过50%,且逐渐超过100%。二是由于未富先老,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预计2025年转负,医保基金支出增速连续5年超收入增速2个百分点。同时,社会养老服务供需缺口扩大,医疗服务转型压力巨大。 应对我国的人口问题,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措并举,稳住人口规模、扭转生育下滑趋势、积极应对老龄化、提高人口素质、推动科技进步、优化资源配置等,具体如下: 稳固现有人口数量红利。一是大力推动实现充分就业。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搭建多元化的就业服务平台,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精准匹配,特别是针对重点群体,如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与创业扶持。二是加快推动农业人口转移和市民化进程。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人口流动机制,消除户籍制度壁垒。三是推动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让全体居民都能享受到公平可及的服务,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稳定人口红利的社会基础。四是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灵活就业保障体系,为新型就业形态提供全方位支持。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打破束缚生育的制度枷锁,构建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扭转生育率持续下滑的态势,推动新生人口规模止跌企稳。需要出台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大力发展公益普惠儿童照护体系,完善儿童补贴和家庭税收减免政策,实现鼓励生育和促进性别平等政策有机结合等。地方政府也需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做好相关配套,提高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能力。 积极应对老龄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需协同合作,从健康保障、经济开发、服务供给、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入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应对体系。一是全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构建覆盖从孕育到老年阶段的一体化健康管理体系。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民众提供便捷、高效的预防保健服务,培养民众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源头上降低疾病发生率,减轻社会和家庭的疾病负担。二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针对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开发适老化的产品和服务,如老年旅游、康复护理、老年文化娱乐等产业,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积极发掘老年人力资本,搭建老年人才服务平台,引导退休人员参与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技术咨询等工作,增加老年人收入,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四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服务投入,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推动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推广医养结合等模式。五是加快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破区域壁垒。六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口结构变化,稳步推进延迟退休政策。 提升人口素质。要从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推动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一是加强教育投入,延长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鼓励高校优化专业设置;推动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阶段普及,完善教育资助体系等。二是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政府应联合企业、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平台,针对在职人员、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对应的技能提升培训服务,优化技能认证和激励机制。 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在全球进入老龄化时代,加快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对冲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和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是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其中,人工智能与(通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以及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是应对劳动人口短缺的长期解决方案,但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平衡技术进步与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避免技术进步反过来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要适应常住人口流动方向,扎实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让公共服务如同“随身包裹”一样,紧紧跟随人口流动的步伐。针对人口流入集中、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倒挂、公共服务存在较大缺口的城市和区域,仍要持续推动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加大医疗、教育、养老、托育、住房保障、社保等各方面的投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进一步完善人员编制、土地供应、财政转移、公共服务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在农村地区,统筹推进农村 “三块地” 改革,即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明晰土地产权,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价值,推动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增强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 县域城市面临的人口问题 (一)县域人口持续减少且地区分布不均 我国县域人口逐步减少,90%的县域人口净流出,人口流失速度加快。根据七人普数据,我国县域常住人口约7.48亿人,县城平均人口达39.92万人。与2010年六人普数据相比,县域人口总数减少了约4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降低了6.1个百分点,县域平均人口规模减少2.1万人。与此同时,县域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2010年县域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约9181万人,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5518万人,反映出县域人口流失速度显著加快。2020年,全国出现人口净流出的县域数量达到1673个,占比近90%。县域人口流失已成为当前我国人口分布变化的重要特征。 县域人口规模差别巨大,地区分布不均,东部沿海人口流入规模庞大。人口最多的昆山市常住人口达到215万人(2023年),人口最少的西藏札达县不到9000人(2020年),相差200多倍。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2020年全国200多县人口超80万人,546县不足20万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县域平均常住人口分别为57.84万人、49.3万人、26.94万人和31.68万人,东部地区县均人口规模远超其他三大地区。分省份来看,江苏县域平均人口达到94.6万人,百万人口县的数量达到12个,在全国各省份中均位居第一。截止2020年,共有21个县域的省外流入人口超过20万人,全部来自东部沿海地区。 近年来东部发达地区县域人口总体保持流入,但总体规模放缓。截止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前20的县域常住人口总数达到3283.06万人,相比2020年增加了3.95万人,其中东部15个县域常住人口合计2556.72万人,增加了21.8万人,中西部5个县域常住人口则减少了17.86万人。东部人口大县的流入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常住人口合计超过户籍人口426.45万人,其中义乌、昆山、晋江和慈溪四个县级市的流入人口均超过80万人,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但总体来看,相比“十三五”、“十四五”期间,东部地区人口大县的流入规模已显著放缓。 表1 我国县域常住人口TOP20(万人) 资料来源:各地统计公报、人口普查数据,深企投产业研究院整理。南昌县常住人口为2024年数据。 (二)全国县域人口流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过程 县域人口比重的持续下降是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必经过程。从区域间经济收敛过程,也就是原本经济落后的地区追赶发达地区,最终缩小彼此之间差距的过程来看,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伴随着长期的人口空间再分布,最终使得全国各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维持在一定区间内。 都市圈人口集聚是全球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由于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经济活动和人口仍将向沿海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围集聚,偏远地区人口持续流出,进而形成从沿海向内陆、从中心城市向外围的发展梯度。从全球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就是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的过程。以美国为例,其区域间经济收敛经历了上百年的过程,同时都市圈的人口占比持续提升,1970-2022年,美国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10.9个百分点,大都会区(都市圈)对人口的吸引力远高于其他地区。 县域人口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体现。从国内情况看,人口向都市圈集聚,必然造成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的县域人口区域分化,东部地区、都市圈内经济较发达的县域常住人口规模可能继续提升(但提升速度相比以往大幅下降),而全国范围内县域人口总量和占比继续下降。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1866个县域总人口占中国大陆总人口比重约为52.5%,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38%,但县域人均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城市城区的55%。从全国范围来看,县域与城市城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必然伴随着人口持续向城市集聚的动态过程,最终实现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趋近的发展格局。 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县域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包括:一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尤其是中西部县域向外单向流动,进一步加剧三留人口(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导致县域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失衡;二是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公共服务主要集聚在县城中心以及部分重点乡镇,而农村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等挑战,自然村和行政村的数量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减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县域人口流失和结构失衡的原因来看,首先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驱动。发达的县域凭借区位优势等,已形成现代化产业集群,吸纳就业能力强,带动人口流入;不发达的县域普遍缺乏特色支柱产业,这导致其发展层次相较于大中城市整体偏低,绝大多数县域表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等特征,由于县域经济薄弱,产业缺乏竞争力,吸纳就业能力不足,许多居民为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而选择迁移。其次是流出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中西部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财政支出压力较大,依靠转移支付的特征较为明显,居民保障性资源供给存在明显短板。此外,县域治理机制和体系相对滞后,民生改善力度不足,也未能有效留住人口。 县域养老问题面临多重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养老资源匮乏,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养老服务设施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二是养老观念相对陈旧,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与现代社会化养老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三是养老服务人才短缺,专业服务能力不足,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四是商业性养老市场存在混乱现象,农村公益性养老机构(如日间照料中心)尚处于发展探索阶段,资金投入不足,在养老设施购置和专业服务人员配备上存在较大困难,整体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推动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协同,综合施策: 一是在全国层面,推动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县域三留人口跟随青壮年进入城市(地级市)城区。这样做有利于家庭团聚与社会稳定,推动教育公平与机会均等,改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缓解县域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 二是县域自身要确定其在都市圈和城市群中的功能、地位、吸引力和比较优势,把握发展机遇。在城镇化前中期,资源要素因集聚效应更多向中心城市流入;在城镇化中后期,资源要素因扩散效应更多从中心城市向周边流出。所以处于都市圈中的县域、卫星城市,并非一直处于人口流失、要素流出状态,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受到都市圈核心区、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或外溢作用,其人口变化一般会经历人口快速流出——人口流出放缓——人口拉锯波动——人口回流四个阶段。人口从流出到回流的转折点在于随着都市圈一体化推进,中心城市的要素成本攀升、公共服务缺口扩大,而县域本地发展出就业带动作用明显的优势产业或者特色产业,与中心城市实现产业分工协作、协同发展。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将我国县城发展方向划分为五大类,即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强化快速交通连接,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这类大城市周边县城实际上就是都市圈内的卫星城,其通过与中心城市的分工协作,经济实现快速发展。比如在中西部地区,长沙市下辖的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南昌市下辖的南昌县,合肥市下辖的肥西县,其GDP都超过了千亿元。 三是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按照主体功能区分工,具备经济发展潜力的县域,特别是都市圈周边的卫星城镇,应通过产业的升级和就业扩容,夯实人口回流经济基础。县域需构建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农业深加工、文旅融合、绿色能源等本地优势领域培育支柱产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农业园区、电商直播基地等新载体,创造多元化就业场景。同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完善物流仓储、技术咨询等配套体系,提升产业附加值。通过产业升级带动就业扩容,重点开发灵活用工、技能密集型岗位,形成“家门口就业”的磁吸效应,从根本上扭转人口外流的经济动因。 四是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县域应按照人口分布的变化,调整各镇及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布局,减少资源浪费,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立“人口—资源”动态适配机制,推行基础设施“精准滴灌”策略。重点提高中心城镇的公共服务配套,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壮大中心城镇的人口规模,进一步提升人口密度,形成区域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服务业中心,从而发挥规模效应,依托产业发展提升就业吸纳能力;在人口流入型城镇加密教育、医疗设施布局,打造区域性公共服务枢纽;对空心化严重的乡镇实施“撤并转”改革,将闲置校舍、办公场所改造为养老驿站、创客空间等功能性载体。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2.0计划,统筹推进垃圾污水处理、道路硬化亮化、文化广场建设,保留乡土风貌的同时提升生活品质。强化土地集约利用,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低效建设用地,优先用于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补短板。 五是妥善解决县域养老问题。要着力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推动医养结合,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县域养老创新方面,可以考虑:1)以城带乡模式,推进异地养老,让发达地区的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在相对落后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当地的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合作,为老人提供专业服务,提升区域养老合作,带动养老服务企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2)互助养老模式创新,探索推广“嵌入式社区养老+互助式农村养老”模式。苏州张家港市于2013年推出“亲情养老院”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派遣护理人员提供上门服务;2020年试点“时间银行”养老服务,鼓励年轻时参与志愿养老服务存储时间,年老时兑换服务。同时,该市通过公建民营模式解决中低端养老需求,在医院设立照护专区满足失能老人刚需,并打造中高端养老机构集群,形成覆盖多层次需求的养老服务格局。3)依托数字经济、互联网等技术进步,提高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创新“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如“互联网+”社区、居家、机构养老服务以及互联网养老院,引入智慧养老平台,整合资源,提供全方位服务。4)发展康养产业。具备生态旅游等资源禀赋的地区,尤其是都市圈内的卫星城镇,可以探索旅游+康养融合发展,成为都市圈的康养中心、文旅康养后花园,一方面通过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另一方面康养资源要素流入同样能够提升本地的养老服务水平。 六是强化人才引进。出台返乡创业或者就业的鼓励政策,推动更多本县乡贤企业家、技术人才、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回乡发展,吸引高端要素流入。建立县域人才数据库,针对企业家、技术能手、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定制返乡政策包,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住房保障等系统性支持。设立“县域智库”柔性引才平台,通过项目合作、候鸟专家等模式导入外部智力资源。创新“以产聚才”机制,在特色产业园区配套建设人才公寓、创新工坊,打造“工作+生活+社交”一体化社区。同步营造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建立县域杰出贡献者荣誉体系,增强人才归属感与扎根意愿。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公共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 [2].蔡昉.人口红利: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框架[J].经济研究,2022,57(10):4-9.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报告2023》[R].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3. [4].泽平宏观.日本人口报告:超老龄化少子化、低欲望社会与“失去的三十年”[EB/OL].泽平宏观,2021-11-18. [5].育娲人口.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4[EB/OL].泽平宏观,2024-04-01. [6].泽平宏观.中国人口大迁移2024[EB/OL].泽平宏观,2024-10-17. [7].叶振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升级与路径突破[N].人民论坛,2024-10-08(02). [8].陈剑.县域经济基本数据——关于县域经济研究探讨(一)[EB/OL].中国小康网,2023-03-07. [9].第一财经.中国县域常住人口排行榜:2县超200万,546县低于20万[EB/OL].第一财经,2023-10-27. [10].陆铭,向宽虎,李鹏飞,等.分工与协调: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理论与新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3,(08):5-22.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3.08.012. [11].周春山.县域人口流失现状分析与治理路径[J].国家治理,2023,(13):48-55.DOI:10.16619/j.cnki.cn10-1264/d.2023.13.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