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系统的多米诺骨牌正在加速倒塌
气候变化的风险已经十分清晰。2024年全球升温已超过1.5℃阈值，近年来热浪、暴雨、飓风、野火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当前百年尺度的升温速度远超地质时期自然波动，也超出多数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物种灭绝速率较工业革命前提高100-1000倍。水循环失衡威胁粮食生产，干旱、饥荒及冲突循环引发人道灾难，冰川消融导致水源危机和地缘冲突加剧。各种气候灾难相互强化并放大，最终对文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全球人口、城市和经济活动在沿海地区高度集聚，加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数据显示，全球约55%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沿海低地。按照GaWC（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排名，全球核心城市中约90%位于沿海或港口区域。中国沿海省市以1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40%以上人口，并贡献了56%的GDP。美国则更为典型，其70%以上人口集中于沿海地带，其中，东、西海岸城市群以5%的国土面积聚集了美国40%的人口，贡献了美国52%的GDP。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没这些最发达的城市。
联合国《变暖世界中上升的海洋》简报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超过过去3000年的速度，过去30年上升了9.4厘米，并且还在加速。如果缺少气候政策干预、化石燃料不受限，在高排放情境下，本世纪末升温4–6°C，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0.8米至2米或者更高。G20国家的许多主要城市、沿海特大城市都将面临重大威胁，而马尔代夫、图瓦卢、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库克群岛等岛国将会消失。无怪乎，随着美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缺位“退群”，太平洋岛国总体上希望加强与中国的气候治理合作。
极端温度上升的概率虽低，但损失的程度更大。比如，极端温度出现的一种路径是，海水温度升高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的主要成分甲烷加速释放，而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8倍，这样就形成海水温度升高—甲烷释放—温度再升高的恶性循环。海水中甲烷的总量难以估量，由此造成的温室效应，可能相当于所有地下化石能源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和。北极冻土层封存着1.6万亿吨有机碳，是大气碳含量的两倍，其甲烷释放一旦因升温突破临界点，同样可能急剧加速气候变暖进程。
到本世纪中叶，即使全球顺利实现碳中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最少也将达到500ppm，与1600万年前的水平相当，而当时海平面比现在高约75米。假设极端气候灾难发生，地球上所有的冰川（包括南北极冰盖）全部融化，海平面也会上升70米以上，我国东部沿海几乎完全被海水淹没，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华北平原等基本消失；美国东西海岸、墨西哥湾城市，对应40%的人口集聚区将会消失；日本1.2亿人口都需要迁往高地。
全球气候治理：来自地狱的问题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国界。以空气污染为例，其一旦发生，首先影响本国（本地区）民众的健康水平，因此污染治理能得到充分支持。相比之下，无论温室气体在哪里排放，对气候变化都有相同的影响。只有全球执行共同的减排计划，才能有效地限制气候变化，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工业革命前水平相比不超过2℃，同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之内。
环境经济学奠基人马丁·魏茨曼指出，极端气候问题概率小而潜在损失无限大，需要全球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然而各国的利益诉求和减排责任存在巨大分歧，200多个国家难以就公平的减排分配达成共识，“搭便车”现象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失灵。因此，气候变化是“地狱般”的问题。
全球气候治理协调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源于全球能源挑战，包含以下关键事实：
1、能源消费增长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化石能源依托其优势，并不容易替代。
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必然伴随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工业自动化、产业数字化乃至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意味着经济结构中能源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全球能源消费严重不平等，美国人均用电量是中国的2倍、印度的10倍，人均居民生活用电则分别是中国的10倍、印度的17倍（2023年数据）。迄今为止，化石燃料仍然是便宜（不考虑脱碳成本或者社会成本）、可靠的能源来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维持或提高生活水平，取代化石能源并不容易。随着全球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火电厂与部分核电机组凭借稳定出力特性，在保障电力系统基荷供应的同时，通过灵活调峰能力有效平抑新能源波动性影响，以致于出现新能源发展越快，对火电厂调峰依赖越大的矛盾。
2、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将快速增长，同时又将面临最大的减排压力。
根据英国BP石油公司2023年的预测，在全球脱碳轨迹下，2025-2050年，新兴经济体的一次能源消费预计将增长28%，其中印度将增长108%，占到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一半以上，同时非洲的能源需求增长将达到62%。相比之下，由于效率提高、经济结构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的能源消费将下降12%。
发达国家对历史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大部分责任，占用了80%的碳排放空间。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较贫穷国家，排放量迄今为止是最少的，他们需要通过化石能源满足基本发展需求，还要有更高的能源消费来改善生活水平，这些发展诉求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要实现预期升温控制在2℃的目标，需要发达国家主动推进深度减排以及碳移除（如碳捕集与封存），或者较贫穷国家承担未来主要的减排份额，比如一些研究提出，非OECD国家需要把210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约85%。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近乎要求这些国家停止发展。
3、较贫穷国家在发展诉求与减排目标之间面临巨大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发达国家给予直接补偿、融资支持和援助。
气候损失与补偿计算已有多个研究，比如按照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的报告，美国等发达国家因为超量排放，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支付约170万亿美元的赔偿，其中美国占80万亿美元。按照联合国的评估，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的气候适应资金可能达到560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当前每年提供的资金仅200-300亿美元，气候适应资金的缺口可能达到每年3590亿美元（到2030年），减缓资金的缺口可能达到每年1万亿美元（到2035年）。
4、气候损失的严重不平等，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本阻力，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削弱了发达国家承担责任的意愿。
以气候变化造成损失的规模（按照损失占当地GDP比重）衡量，最贫穷的国家，特别是赤道地区的国家，也是受损最严重的国家，甚至一些太平洋岛国将直接消失，而发达国家依托其财富、在适应和减缓方面的投入，受损比例相对较小。按照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的测算，在21世纪末升温分别为2℃、3℃、4℃的情境下，OECD国家的平均损失分别为GDP的-0.6%（即受益0.6%）、0.0%和0.3%，而最贫穷国家的损失分别为2.0%、3.8%和8.1%。在升温2℃的情境下，俄罗斯、北欧国家和加拿大等国，凭借北极航道开发、矿产资源开采、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建筑业扩张、旅游周期延长等因素，可能获得正收益。
图1 21世纪末气候变化对不同国家造成的损失估算（占GDP，%）
资料来源：迈克尔·格林斯通《全球能源挑战的经济学分析》，深企投产业研究院整理。
发达经济体正面临能源转型成本引发的社会阻力。没有任何人会轻易放弃已有的东西，能源消费也是如此。能源转型需要大量成本，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投入、电网基础设施升级、传统重化工业流程再造、对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补贴、碳价与碳税实施，要么依赖于政府税收和借贷规模的增长，要么增加发电、用电成本，最后传导到居民家庭账单上。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等问题，导致欧盟家庭电费激增，低收入群体首当其冲。碳税推高日用消费品价格，但补贴多流向购买电动车的中产买家，类似的成本分配不公问题引发民意反弹，抵制绿色行动的情绪抬头。在选举政治、生活成本危机等因素催化下，要求废除气候纲领的右翼政党，比如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在欧洲的支持率攀升。反对气候政策的势力已从边缘抗议发展为建制化力量，其政策主张正在重塑欧盟绿色转型路径。
战略性产业竞争激发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在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国已构筑了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为全球低碳转型提供平价产品和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继续发展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依托中国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将大幅加速能源转型进程。然而，为了保护相关战略性产业，发达国家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绿色产业保护政策限制进口，例如欧盟的CBAM、《净零工业法案》和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本地化生产要求。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同时放松2035年禁售燃油车的政策，力图减缓传统汽车产业受到的整体冲击，培育出本土电动车产业链，然而可能南辕北辙、最终无济于事。
美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削弱了全球气候合作的前景
美国将能源自主视为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同时不遗余力地巩固其对全球能源的主导地位。作为传统能源超级大国，美国凭借页岩油气革命实现能源自给，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和能源净出口国，增强其对盟友的地缘影响力。俄乌冲突后，美国通过液化天然气（LNG）出口，迅速抢占欧洲近50%市场份额，结构性取代俄罗斯成为主要供应国。即使俄乌冲突近期结束，由于基础设施绑定（比如德国威廉港LNG终端20年独家运营条款）和战略惯性，欧盟对美国的能源依赖也将持续深化。
特朗普完全抛弃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撤销《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清洁能源补贴，重新支持化石燃料，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扩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放宽甲烷排放限制，加速液化天然气（LNG）出口设施建设，将极力扩大化石能源全球出口占比，同时延缓全球绿色转型对美国传统能源优势的冲击。在人工智能浪潮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下，美国将优先依赖天然气发电保障供应。
随着美国二次退群，欧盟整体的气候承诺随着政治风向变化有所下滑，也有可能改变政策偏好，放缓绿色转型进程，不再重点处理气候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气候政策倒退，引发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信任危机。近期，印尼释放出退出《巴黎协定》的信号，阿根廷也在考虑退约，越南、孟加拉等国放缓煤电淘汰计划。发展中国家能源主权诉求增强，将导致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消费反弹。
实现气候目标的前景愈发黯淡，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升温失控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在全球暖化预期下，北极的地缘政治作用凸显。特朗普对加拿大、格陵兰岛的领土兴趣，以及对北极航道和资源开发的关注，似乎表明美国正在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全球变暖世界做准备。
全球能源新秩序
美国单方面放弃气候治理责任，以传统能源利益优先的“能源现实主义”政策回潮，全球气候行动可能步入利己主义主导的时期。然而，这种政策转向客观上为中国与欧盟强化气候治理协同机制、深化低碳技术合作创造了战略机遇窗口。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发达国家极端气候灾害发生频率持续攀升（如2024年北美热浪、欧洲洪灾等典型案例），“百年一遇”极端天气渐成发达国家新常态，民众对气候危机的切身感受可能促使反对绿色转型的民意与政治阻力出现松动，从而为全球气候行动前景注入新的转机。
全球南方清洁技术合作将更加紧密，可能催生新的能源秩序。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在经济增长、能源自主以及气候行动成本中寻找平衡，全球南方需要加强协调合作，获得廉价、可靠的清洁能源保障。清洁能源矿产的资源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关键矿产成为发展本国工业的抓手。但是，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的大国也要认识到，每个国家都建设一套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产业链并既不经济也不现实，最终减缓本国的绿色转型步伐。
中国对能源自主的需求以及对清洁能源技术的持续投资，结合其现有的规模优势、技术实力和产业生态，将助力中国长期成为全球首个绿色电力强国。中国的全面绿色转型不仅将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而且随着光伏、风电、储能等技术成本的持续下降，还将为这些国家提供有吸引力的化石能源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将强化在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的能源产业合作，加快构筑亚洲清洁技术联盟，进一步拓展南南合作网络。
创新是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关键。在化石能源之外，要找到规模化降低能源价格的办法，需要颠覆性的清洁能源技术突破，例如大规模长时储能技术（包括低成本制氢）、固态电池、超导输电、第四代核电（包括小型核技术）、化学链碳捕集（CLC）、规模化碳移除等，以及碳交易市场的扩容，将为推动绿色转型提供核心支持，助力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核能成为平衡能源安全与减排目标的关键选项，特别是为了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保障能源供给，科技公司加大对模块化核反应堆（SMR）、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投资和商业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