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特朗普提名铁杆对华鹰派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迈克·沃尔茨（Mike Waltz）分别担任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引发海内外对中美紧张关系及地缘冲突加剧的担忧。特别是卢比奥，在国内素有“极端反华政客”“反华急先锋”的绰号，近年来美国国会提出的上百个反华、涉台法案背后都有卢比奥的身影，卢比奥当前还在我国制裁名单之中。

窥一斑而知全豹，除了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在特朗普内阁中，后续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等关键岗位的提名人选陆续出来，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经济军事外交方向大体明确。关税先锋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对特朗普仍有重要影响力，外媒报道其团队正忙于为特朗普上任的“前100天”准备经济和贸易政策。无论莱特希泽是否重任美国贸易代表，2025年初特朗普甫一上任，新版关税计划卷土重来，包含对所有进入美国的货物的“普遍”关税，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特朗普2.0时代的对华总体战略

无论新一届特朗普内阁成分如何，在将中国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的思想指引下，抑制中国的战略竞争力，尽可能拉开中美的力量差距，将是特朗普2.0时代的对华战略。

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而是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指导下，对美国政治和外交走向的合理认知。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将孜孜不倦地追逐自身的安全、利益和权力，大国政治的本质是围绕权力、财富和科技的长期竞争。这一理论的提出，很大一部分来自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历史的总结，而上一届特朗普政府既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标签，恰恰又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特征。

伴随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经济、军事硬实力逐步接近，威胁到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全球霸权，依赖于美国硬实力、软实力的综合支撑，特别是美元体系、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盟友网络和宣传系统，而维持霸权本身也是在维持美国的长期经济利益，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阻止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对手发展壮大。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标志着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最大转型。2022年美国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国家防卫战略》，正式将中国列为“唯一的全球头号竞争对手”。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30年美国面临的最重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二十年代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决定性的十年，这已成为美国两党以及精英阶层的普遍共识，政党轮替也难以撼动这一认知。

特朗普重返白宫，重启并加强“美国优先”战略，极有可能以更加狭隘、单边的方式追求美国的利益。在马可·卢比奥、迈克·沃尔茨等对华强硬派的眼中，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如果这些内阁成员在对华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直接且极端的施压手段，科技脱钩、金融脱钩加速，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台海安全局势造成更为强烈的冲击，中美关系螺旋式快速下滑，并可能引发军事对抗的升级。

从另一方面看，特朗普本人缺少意识形态的热忱，喜欢通过大交易、重大协议争取美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厌恶美国直接卷入境外军事冲突，又可能为中美经贸谈判和稳定双边关系创造机会。所谓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60%关税的说法，会不会是为了再次达成贸易协议的谈判策略？就如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一篇文章所说，美中关系要看特朗普的架式，未来走到台前的将是“交易者特朗普”，还是“竞争者特朗普”，这将决定美中关系走向，双方谈成大交易和关系大滑坡都有可能。

产业竞争：中美长期战略竞争的经济根源

（一）金融竞争：围绕美元体系与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长期竞争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霸权角色。美元的支付清算系统事实上构成国际金融的基础设施，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稳固，美元的影响力远超出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份额占比。近几年，尽管美国把美元和国际支付体系武器化，美元在计价、在国际使用中的份额、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然稳定。美元霸权和铸币税征收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国资本市场和消费的繁荣。维护美元霸权事关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特朗普在本次竞选期间放话，威胁对不使用美元的国家征收100%关税。

如果全球经济一体化顺利推进，在相互嵌入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储备货币之间（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英镑等）的竞争力消长，将主要取决于市场选择，人民币与国际金融体系深度绑定，这将是人民币崛起的契机。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将可能对美元霸权、美国主导的金融货币体系造成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当然还有漫长的路程，要成为国际主流储备货币，需要解决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境外要持有人民币资产，人民币跨境支出要多于跨境收入，意味着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保持逆差，经常账户从顺差变为逆差、进口大于出口，需要经济增长模式走向内需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这非一日之功。另外就是人民币资产应当具有升值潜力，持有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能够长期升值，自然能够持续吸引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这也是美国实现资本项目顺差、保持美元回流的机制。

二是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一般认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推动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以促进人民币自由兑换水平，不断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覆盖与使用范围。但在国际形势紧张程度加剧、全球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汇率波动、资本外流和金融稳定性面临的风险加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比如余永定就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该服从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

推动人民币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脱钩，有利于美元维护其霸权地位。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美国对中国金融市场投资的限制虽然主要是在高科技和战略性产业领域，但也产生了广泛的寒蝉效应。在二级市场上，向欧美金融资本尤其是华尔街资本施压，比如美国养老基金禁止投资中国，主要的华尔街资本及其掌控的全球对冲基金也在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规模，颇有推动中美金融脱钩的迹象。唱衰中国资本市场，削弱中国资产的吸引力，降低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将是美国在中美金融体系长期竞争中的重要策略，预计特朗普2.0时代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二）科技竞争：“小院高墙”战略，切割与全球市场联系，围剿中国冠军企业

伴随中国持续的技术进步，以及中国产业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在主导产业和高技术领域，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重叠度日渐提高，中国与欧美高科技产业竞争程度持续加剧，市场份额争夺激烈。

美国的高科技优势产业包括半导体、汽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消费电子等领域，主要产业均面向全球市场，占据主要份额，而这些领域中国企业都在奋起直追。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尖端科技由于规模经济、技术门槛以及网络效应，呈现赢家通吃、寡头垄断的特征，跨国龙头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掌握定价权。因此，美国通过定点打击制裁对美国科技巨头构成威胁的中国冠军企业，以及具有高成长潜力的隐形冠军企业，对高科技产业链供应链实行“小院高墙”的封锁规制，阻止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在当前中国具有显著技术优势以及规模经济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美国通过关税与贸易壁垒，阻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并不断放大“产能过剩”的叙事，力图切断中国优势产业、冠军企业与欧美发达市场的联系。

特朗普2.0时代和拜登时期相比，封锁规制预计有增无减，但“小院高墙”是否会升级为“大院高墙”，依托单边行动而技术联盟，采取更为直接粗暴的贸易制裁和出口禁令，切断中国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重要渠道，仍然有待观察。

就特朗普个人而言，他的策略似乎与对华鹰派主张的市场分隔及尽可能阻止中资企业投资美国的做法有所不同，更多地考虑到了对美国本土制造业和就业的影响。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表达过愿意接纳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立工厂，只要这些举措能够促进就业。近日宁德时代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曾毓群也表示，如果特朗普愿意向中国企业开放电动汽车供应链投资，宁德时代将考虑在美国建厂。或许，凭借马斯克对特朗普的影响力，结合特斯拉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现状，可以为中资企业在美国电动车产业链的投资开辟一个新的窗口。

（三）军工竞争：全球市场、盟友与准盟友网络的争夺

在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军事实力被视为国家实力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因素。大额军工销售往往涉及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合作，是地缘影响力扩散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构建盟友、准盟友关系的重要手段。

从产业的角度看，美国作为全球头号军事强国，在全球军工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本土市场规模（军事开支）以及出口均占据全球第一，2023年美国军费开支9160亿美元，占全球37%，武器出口总额238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数据），2019-2023年占全球出口总额的42%（SIPRI数据），向107个国家交付了主要武器。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全球军工百强榜，2022年度美国42家企业入榜，营收3020亿美元，占百强军火总收入的51%。

美国军工复合体倾向于强化军事同盟，扩大军售规模，获取自身利益，由此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的升级。中国军工产业的快速进步，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国际市场构成了潜在挑战。在美国的盟友及准盟友之外，东南亚、南亚、中东、拉美、东欧等地区的军工出口市场，如果相关国家没有面临中美选边的压力，中国的市场份额很可能快速提升。稳定的中美关系总体上不符合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并将削弱其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水平。

关税与避险

根据历史经验，回顾2018至2019年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美国实施关税方案之前的那个季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了一个较为显著的“抢出口”现象。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1-10月，我国对美国出口3.04万亿元，增长4.9%；自美国进口9694.8亿元，增长2.9%；对美国贸易顺差2.07万亿元，扩大5.8%。预计2024年我国贸易顺差有望达到近1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出口的增长本身包含“抢出口”效应，10月份的出口飙升可作为例证，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无疑会为特朗普政府实施关税措施提供新的借口，使得关税实施难以避免。

然而，通胀风险将限制美国加关税的能力。近几天，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指出，特朗普提出多项政策和行动都会导致通胀回升，包括十年内可能达到10万亿美元的减税措施、干预美联储利率决策、对进口商品征收全面关税，以及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计划。普遍认为，特朗普2.0要实施的政策，将推高美国通胀、借贷成本和债务水平。

为了执行关税承诺，同时减少对美国经济和普通消费者的伤害，特朗普的关税就不可能一步到位，更可能采取分梯度、分阶段、分产品的方式，并参考301调查加征关税产品排除机制的实际操作，给进口企业留出避险空间。

从以往关税的实际效果来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通过转出口、变更产品归属名目、跨境电商的“小包裹游击战”等方式，显著规避了关税政策的直接冲击。特朗普对所有进入美国货物的“普遍”关税，特别是对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的关税，会部分削弱转出口的作用。但如果不能打击跨境电商（包括亚马逊在内）并落实“废除小包政策”，最终还是按住葫芦冒起瓢。

关税只是工具，关税不是目的。如果特朗普聚焦关税政策的根本目标，在关税造成的损失、通胀程度可控条件下，更大规模带动制造业在美国回流，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